“项南找项南”曲折离奇：项南和父亲项与年的悲欢离合，@南平人，这个事迹值得收藏

项南与夫人汪志馨

项氏父子为革命双双改名，天各一方，生死不明。在“抢救运动”中，因“儿子说不清老子”，项南失去了自由，痛苦万分
项与年第三次告别妻子和儿女后，受中央特科指派到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统战工作。不久，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中央特科被迫撤销，一部分同志转移至天津组成北方局情报部。项与年也由香港到天津报到，因身份已经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此时，他在上海的家已被反动派查封，妻子和幼女被关进监狱。儿子项南幸亏在学校住宿，侥幸逃脱敌人的搜捕。从此，项南与父母失去联系，孤身一人在上海、南京漂泊流浪。
１９３６年，１８岁的项南离开上海。经乡人介绍，辗转到福建长乐县园艺场劳动就业，同时也开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为人开朗热情，多才多艺，又富有宣传组织能力，深受大家欢迎。此时以及之前，他一直使用项崇德这个名字。两年后，他改名项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福建顺昌县抗敌剧团的团长。后又到闽清县任战时民教工作队队长，带领大家翻山越岭，利用农村夜校举办讲座，或在街头搞文艺演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１９３９年秋，项南由福建去广西。后经香港再北上，到达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在抗战烽火连天的日子里，项南常常思念自己的父母和小妹，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他不知道父亲的生死去向，也不知道母亲被捕出狱后一直流落他乡，更不知小妹早已染病夭亡。
项与年改名为梁明德后，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梁明德随三五九旅部队进军东北。

面对大家的严厉审查，项南内心痛苦，只能回答“可能”、“大概”、“也许”，语言模棱两可。加之他是改名入党的，更加引起怀疑。
不久，康生炮制的“抢救运动”经验，也从延安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项南自然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他失去了自由，思想包袱沉重，一时陷入迷茫。
好心的审干人员按照他提供的父亲的种种神秘迹象，曾试探询问：“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他拿不定主意，无奈中说了一声“可能是”，暂时过了关。但忠诚老实的项南事后又反悔了，因为贸然说父亲是地下党，显然对组织不忠诚。他马上找审干人员更正，搞得审查组极为恼火。
幸好当时有位领导人思想开明，没有受康生“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他说：“在我们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里，儿子说不清老子，老子说不清儿子的情况太多了。审查了这么长时间，项南还说不清楚，那就算了，在斗争实践中考验吧！”旷日持久的政治审查，从此暂告结束，项南终于摆脱了困境，重新获得了自由。
此时此刻，项南的父亲梁明德在延安中央党校同样参加了整风运动。他虽然也曾经改名换姓，同样说不清楚妻子、儿女的下落，但因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冒生死危险给中央苏区传递情报，为红军及时转移立下汗马功劳，加之他的战友王世英、汪锋、李克农、习仲勋等人都在西北工作，所以整风审干运动中，并未遭遇任何麻烦。
全国解放后，梁明德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生活逐渐安定，他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也日益加深，开始留意打听寻找亲人的下落。
曾希圣受托为友寻子，找来找去，演绎出一幕“项南找项南”的喜剧。父子如愿团聚，成为人间广为传诵的美谈
１９４９年初，人民解放军席卷全国，势如破竹。华东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时任苏北十一分区东南县支队政委的项南，正带领部队进军皖北重镇蚌埠。当时，中央指示在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派时年３０岁的项南率华东青年代表团前往出席。
会后，项南兴冲冲返回蚌埠寻找东南支队，准备带兵继续南下打仗。谁知东南支队已经随大部队飞越长江天险，进军江苏、上海、浙江地区作战，蚌埠只有一个华东野战军的后方留守处。当时战斗频繁，部队进展神速，一天解放一个县城，留守处根本搞不清东南支队现在何处。
项南在后方留守处正为找不到部队发愁、郁闷，没想到却巧遇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
曾希圣好奇地问项南：“你怎么一个人滞留蚌埠？”项南汇报说是谭震林派他到北平开会。曾希圣问：“到北平开什么会？”项南答：“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
曾希圣随即询问中央有什么新精神，项南说中央决定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而且各地很快都要建立青年团。
曾希圣闻讯大喜，灵机一动，拍着项南的肩膀亲切地说：“既然这样，你就不必去找部队了！你年纪轻，又是华东青年代表团的团长，了解中央精神，干脆留在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建青年团吧！”
就这样，项南阴错阳差地脱下军装转到了地方工作。他起初任皖北区青委书记，后又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也就在这一时期，远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梁明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儿子在安徽青年团里工作，于是给老战友曾希圣发电报，托他帮助查找失散１０多年的儿子。当然，他不知道儿子项崇德早已改名为项南。
曾、梁二人过去在中央特科是老战友，有着生死之交的情谊。曾希圣对于老战友的嘱托当然格外尽心，除吩咐在机要部门工作的妻子帮助查找外，又布置青年团帮助查寻。
一次会后，曾希圣把团省委书记项南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布置任务：“我的战友梁明德，１０多年前丢失了一个儿子。听说儿子在我们安徽搞团的工作。你是团委书记，帮我找找姓梁的团干部，越快越好。”并让项南到党委机要室看辽宁发来的电报。项南看了辽宁梁明德的电报后，回到团委就开始认真查找。
不久，曾希圣在安徽省委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催问项南：“我托你找的姓梁的干部，找到了没有？”项南面有难色，皱着眉头汇报：“你交代以后，我一直在查找。问了许多人，还把全省青年团干部的花名册从头到尾仔细看了几遍，发现姓梁的团干部有１０多个。到底哪一个姓梁的干部是你要找的，我也闹不清。你光说姓梁的干部，太笼统了，能不能再提供一些相关的具体情况？”
曾希圣觉得项南言之有理，原先布置项南查找姓梁的干部，确实过于简单、笼统，让他为难了。会后，他将项南留下单独面谈。
他告诉项南：老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上海，家住大世界八仙桥一带，家里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儿子。
项南听说梁家是福建人，住在上海八仙桥一带，不禁脱口而出说：“啊！真巧，我也是福建人呀，也在上海八仙桥住过，熟悉那里的情况，１６岁才离开。”
曾希圣颇感兴趣地问项南：“你们家住八仙桥哪里？你父亲做什么工作？”项答：“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２４号。”
一提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２４号，曾希圣顿感惊讶，因为那是当年中央特科的一个联络点！项南家为什么住在那里，他们相互间有什么关系？于是，曾希圣盯着项南进一步深入交谈和询问：“我也在那里呆过，那是一个大老板翁旭初的家，你怎么会住到哪儿呢？”
项南说：“我们是什么原因住到翁家，我也不知道。那时我年纪还小，爸爸安排我到南京读书。学校放假时，我才回到上海短时间和父母住在一起。”
随着谈话越来越深入，曾希圣似乎隐隐约约感到眼前这位年轻人同战友老梁可能有着某种关系。他随即又问：“你父亲的朋友很多吧？常常和什么人来往？”项答：“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父亲善于交朋友。”曾问：“他的朋友中，有没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
这一问，把项南的记忆又带到了童年时代，他立即不假思索地答道：“有，有，有一个大胡子叔叔住在我家。学校放假时，他常常带我到南京路上去玩，还带我逛大世界、照哈哈镜哩！”
谈话至此，曾希圣不禁思绪翻腾，感慨万千。想当初，他确实在老梁家住过，也带他儿子逛过南京路，到大世界照过哈哈镜。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难道这是巧合吗？
曾希圣细细端详起眼前这位团省委书记，其容貌、神态与老战友极为相似。他受战友之托要找的儿子难道就近在眼前？为慎重起见，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试探着问项南：“你瞧瞧，我像谁？”
项南定睛一看，不禁大声叫道：“胡子叔叔！”
曾希圣也激动起来，他高高举起宽大的手掌，突然在项南肩上重重地一拍，大声笑道：“找到了！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儿子！”
一瞬间，搞得项南直发愣。他莫名其妙，有些摸不着头脑。
于是，曾希圣开始给项南详细讲述他父亲梁明德的真实身份、经历及改名换姓的原委，并说：“你爸爸现在是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他找你找得好苦啊！今天，我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你们父子俩快通信吧！”
项南顿时喜不自禁，多年的寻父梦想，今朝终于实现了。

很赞哦!（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