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 实验考古学研究

前言

明宁靖王吴氏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南方向的新建县华东交通大学校内，根据《吴氏墓发掘简报》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修复文物清单相互对照，可以发现墓中共出土各类服装服装、配饰、匹料、被褥等纺织品共计五十余件套，品类丰富，数量可观。因墓室埋藏环境较好，棺椁密封条件优越，使得棺椁及尸身上的衣衾、服饰等文物基本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状态。墓主吴氏仰身平躺在棺内随葬衾被之上，头枕白棉布丝绵枕，面部覆盖一块褐色丝巾，头戴凤冠，身穿5套共12件明代命妇礼服、吉服等，与明代典籍记载的服饰制度基本吻合。从目前已公开的出土资料来看，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状态最好、服饰品类最完整的明代命妇墓葬之一。

此次选择考古编号为NJM:58的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作为研究对象，依明代冠服制度的解读，此件夹袄应属于吉服。传统吉服是从以祭祀功能为主的祭服发展而来的服装，后随朝代更迭，吉服服制也在变化。明代把用于时令、节庆活动、婚礼、寿诞、筵宴等各种吉庆场合和部分礼仪活动的服饰统称为吉服。研究将从夹袄出土实物的修复、图案、工艺、复原复织等方面进行了对明吉服全方面研究考证。

一.文物简述及保护修复

考古编号为NJM:58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考古发掘简报中并未明确注明出土位置，因并非墓主身穿的12件服饰，推测应为报告中提及的棺内第3层，杂乱填塞的四季衣物，这些衣物均填塞在头部及两侧，少量在脚部，考古队员褪色是为了使棺内平整、紧凑而放置。上衣主要由织金缎作面料、绢质里衬与罗织物系带几部分组成，其中仅外部面料通过观察就可发现两种截然不同丝织面料，上衣前幅、后幅是由一整块织造成的织金璎珞纹缎制作，两袖口为八宝团狮暗花缎制作。文物曾进行过简单的出土清理保护，但仍有众多丝织文物病害附着其上，文物保护工作并没有完成。上衣的里衬部分有多处糟朽撕裂伤，并且许多暗红色颗粒黏贴在织物表面，推测其为棺椁内使用的明代松香遗存，领口曾进行过不当处理，领口部分向右侧歪斜，织金大面积脱落，仅有小范围可见到残存的金箔，整件上衣呈现出皱褶褪色的病害。文物保护工作主要集中在清洗表面污染物与整形方面。

（一）.重点修复

文物曾经历过简单的处理，因此织物外层表面附着的污染物并没有过多影响衣物状态，并且外层面料织金线金箔已经大面积脱落，不能进行简单的清洗。用水清洗之前，首先要把残留未脱落的金箔进行封护，再小心进行清理。上衣修复中最大的难点在于歪斜的领子需要重新缝合，里衬的病害与污染物需要单独处理，因此制定修复方案为拆除领口与里衬，分别进行清洗与整形，外层面料不做过多干预，仅进行整形步骤。

将里衬、系带、领口等多个组成部分分别入水清洗之后，再进行分别的整形过程，整形的过程中将开线、小范围撕裂等病害逐一用针线与丝网加固相互配合进行保护修复。再将里衬与衣领逐一按照原始针脚缝合，缝合的过程中注意衣领的定位，避免歪斜。

（二）.修复数据采集与绘制

上衣修复后需要对衣物进行基础数据采集工作，包括衣物开料图与纹饰图等。因此衣物是由多块布料拼缝而成，因此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缝合线路，并不局限于明代女性上衣的一条接袖与前后襟的接缝，而是产生了多条接缝，这取决于服装面料的剪裁与实用。织金璎珞纹上衣外部面料使用的面料面积普遍偏小，仅左右臂的中部接袖就使用了六块大小相似的团狮八宝暗花纹缎料制作。因服装腋下缝制了多层布料拼缝，加固衣物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双臂腋下一共使用了八块折枝花暗花纹缎料拼缝。

面料地经密度131根/厘米，单根经线投影宽0008厘米，Z捻;地纬密度48根/厘米，单根纬线投影宽0.020厘米，无捻。

织金纹经密度12根/厘米，单根经线投影宽0.008厘米，Z捻;纹纬密度20根/厘米，单根夹纬线投影宽0.025厘米，无捻;单根圆金线投影宽0025厘米，Z捻。

衣物两接袖使用的布料为团狮暗花纹缎，通过绘制发现此布料之中团狮的形象为狮子滚绣球的样式，有两种形象，狮子朝向一左一右相互对称，绣球的形象略有不同。狮子滚绣球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的吉祥纹样，从明清时候开始被广泛的运用在服装、器具等方面。这种形象的出现主要是从民间节庆舞狮的活动演变而来，象征着厄运消散，迎接好运的吉祥寓意。

整件衣物纹饰之中最为亮眼的便是自两肩自然垂下的织金璎珞杂宝纹样。前期修复时为了纠正衣领的歪斜将衣领拆下，意外发现整件衣服的璎珞纹样是整体织造而成，而后从衣领处裁剪成领缘，再进行制作。因此在纹饰复原的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到领缘中心被剪裁折叠进去的纹饰原貌，并予以复原。

整体复原完成的璎珞纹样从中心点向四方分别排列各式珠串、杂宝、金翅鸟等各类宗教纹样。从纹饰分布的角度分析，中心点至四方最远点各经过九出节点，各自装饰有吉祥纹样，从四方节点再向斜角分布节点，每一处重要节点之间皆使用珠串用于关联，将所有纹样平铺于近似于菱形的整体纹饰范围内，构成了整件衣物披散与两肩与前胸后背的整体璎珞纹饰。

二.文物信息的解读

（一）.衣服信息分析

1.里衬结构

翻出里衬之后发现，衣物的袖口、腋下等部位的里衬全部使用的是麻质面料，取代了整体的丝制面料。麻质面料从日常使用的角度分析比丝质面料更耐磨，在袖口与腋下使用可以更好的减少对于昂贵衣料的磨损情况，因此估计吴氏墓出土的此件织金璎珞纹妆花缎上衣应是吴氏生前使用过的。并且通过观察可知，此上衣的左侧里衬麻质面料使用的范围明显大过右侧，证明吴氏生前穿着此衣物时，对于左侧袖口腋下的磨损情况大于右侧，由此可以推测，吴氏生前可能为左利手，左侧手臂的活动量明显大于右侧。

2.墨书文字

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纺织品文物当中，有数件带有墨书的文物，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匹料之上，吴氏墓一共出土了8匹织物，折叠成型，中部有纸质腰封，墨书大多书写在腰封之上，例如NJM：62匹料腰封上墨书“红改心臣士”。此类墨书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发掘之中也有发现，例如D65匹料腰封上便有墨书：“大红闪真紫细花..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所学，巡抚山西监察御史..官”。

在修复此件织金璎珞纹妆花缎上衣之时，也发现了墨书的痕迹。此文物的墨书位于衣领之内，修复保护之时曾将衣领整体拆下清洗整形，外部织金缎面被裁剪折叠进衣领内部，据此在缎面机头位置发现了领内的墨书字迹。通过辨认，笔者认为此字应为“义”的繁体形态。

按照《明会典》卷一百一中的记录“（正统）十二年奏准，岁造缎匹，俱令腰封编号，开写提调及经织染官吏，匠作姓名，不堪用者照号问罪，责其赔偿。”明代官方织造局会讲产品的产地、名称、织造工匠等诸多信息留存在匹料之上，这些匹料有的书写在腰封之上，有的书写在机头之上，制作衣服之时，那些书写在机头上的墨书便会剪裁留存在服饰之中。由此推测可知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织金璎珞纹妆花缎上衣使用的织金璎珞缎面，应是由明代朝廷官方织造局制作而成。另具《明会典》载：“两京织染，内外置局，内局以供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吴氏墓此件服装使用的匹料有可能便是明代官方织染外局所造。

（二）.璎珞杂宝纹的解读

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此件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在纹饰上最为重要的便是璎珞杂宝纹的使用。这种纹饰广泛的出现在服装、瓷器等用具之上便是从明朝开始的，在此之前，璎珞纹与杂宝纹分别流行于唐宋等朝代，两种纹饰的有机结合年代可以推测是为明朝。

璎珞梵语称之为“枳由罗”，即“编玉而悬于身者”，因此“璎珞”从玉，而不从丝之“缨络”璎珞在中国的大声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佛教中菩萨严身之物到世俗佩饰的演变过程。璎珞最早出现在古印度，根据唐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衣饰”条中，记载了其赴古印度求佛法，亲身所临，无论男女，都可“首冠华鬘，身佩璎珞”。特别是贵族：“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鬘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因此可以得知，璎珞一物并非最早应用于佛教，而是古印度世俗社会中贵族的等级礼服。

璎珞随着佛教传到中国之后，隋唐时期的女子将佛造像广泛使用的璎珞加以改变，成为了世俗当中使用的装饰物，并且逐渐转化为中国式的本土化风物。其中在辽代陈国公主墓就曾出土有两件璎珞饰品戴于公主与驸马颈部，璎珞分为内外两圈，由琥珀饰件与众多琥珀颗粒串连而成。琥珀饰件呈红褐色，略呈椭圆形，饰以蟠龙、行龙、莲花等浮雕纹饰，可见在辽代璎珞是贵族中无论男女皆可佩戴的饰品。从图上可以看出，驸马（右）与公主（左）所佩璎珞饰件在数量上虽有所区别，但都极致奢华，展现出公主与驸马的尊高身份，璎珞中出现的龙形浮雕也恰恰说明了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对契丹的深远影响。

杂宝纹出杂宝，杂宝一词古而有之，《大藏经》中就曾提到“渚上丰饶，多有衣被饮食、床卧坐具，及妙婇女神。种种杂宝，无物不有……”早期在《北史》中也曾提到，“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璎珞。”诸色珍宝是《说文解字》中对“杂宝”一词的定义。“杂”在于多，而“宝”多指各种器物，多种珍宝的组合即为杂宝。

杂宝纹可以简单的分为三个种类，分别是佛教八宝、道教八宝与民间杂宝。

佛教中的八宝是由佛教中常用的法器组成，八种物件为法轮、海螺、宝伞、华盖、莲花、宝瓶、双鱼、盘长。

道教中的八宝亦称暗八仙，代表着道家八仙手中所持的八件法宝：芭蕉扇、宝剑、花篮、笛子、宝葫芦、鱼鼓、阴阳板、莲花。

民间的八宝指盒、玉鱼、鼓板、磬、龙门、灵芝、松、鹤。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来自于民间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的交融，因此民间杂宝之中也包含了许多儒家的文化含义。这些民间寓意吉祥美好的物品形成了杂八宝：为金锭、宝珠、珊瑚、古钱、方胜、双角、象牙等。杂八宝通常是民间象征吉祥寓意的物品，因较为贵重通常以纹样的形式融入民间，逐渐发展为多种组合从而形成杂宝纹样。

明朝开始，璎珞杂宝纹样开始广泛的出现在丝织品和服饰当中。其中孔府旧藏服饰中就有墨绿地妆花纱蟒衣所用衣料暗纹为四合如意连云纹与杂宝纹的排列组合，金锭、犀角、珊瑚等杂宝散落在云纹之中，织造精巧。另一件蓝色缠枝四季花织金妆花缎裙，中部织有三段回字纹，下摆处为莲花璎珞纹。

明朝璎珞杂宝纹的形成主要成型于吉祥纹样体系的建立。中国传统吉祥元素的基础上融合了宗教美学元素，使之更具有人文与宗教双重美学意境。从纹样寓意上来看，纹样即象征着幸福、长寿等吉祥、祈福之意，又体现着深厚的宗教文化价值。通过服饰表达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承载着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生命的敬畏，也体现出宗教文化的对其发展的影响，意蕴深长。

三.实验考古学研究复原复织

（一）.NJM:58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工艺考究

NJM:58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通过对实物测量得到数据：面料幅宽62厘米，前衣长55厘米，后衣长54.5厘米;交领，右衽，交领长91.2厘米，领宽10.5厘米，前领口宽20厘米;通袖长214.5厘米，袖根宽27厘米，袖摆宽33.6厘米，袖口宽17.8厘米，衣身腋下宽45.8厘米，后底摆宽59厘米，两侧开衩高17.5厘米。前襟有2条长25厘米、宽2厘米的系带，与右腋下2条系带系合。里襟领端有系带1条，与左腋下内侧的系带系合，系带均为素绢料。面料为折枝花卉纹五枚三飞暗花缎,肩部织金妆花璎珞云肩纹饰，两袖用折枝花卉纹暗花缎、团窠狮子绣球纹暗花缎拼衲缝合;里衬由素绢料、麻布料拼缝。

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织造工艺由织金妆花组成，局部纹饰有织金、织成纹样为璎珞纹云肩。妆花为重纬提花织造技艺，采用不同色彩的纬线在局部挖花盘织的织造方法,实现了纬线配色数量不受限制的目的，配色少则七、八种，多达几十种。明代时期的织金妆花生产过程复杂繁杂耗时，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纹样设计、挑花、结本、备料、染色、络丝、上机、织造等数十道工序，织造过程中所用的材料也多种多样，除五彩丝线外，还有金线、孔雀羽线等等。将金线做纬线,用妆花工艺中“挖花盘织“的方式织入面料中,又称为“织金”或“妆金”。妆花缎特指用妆花工艺在经面缎地上,用各种颜色的纡管做短梭,挖织出五彩缤纷的图纹,其多在大花楼织机上织造,织成的匹料裁剪使用,以织成形式设计和织造的妆花缎,多供宫廷皇室使用。

例如《朱瞻基行乐图》该图表现了明宪宗与宫眷、内臣、皇子女们过元宵节的场景，画中大部分人物都穿着有织金或绣金纹饰的华丽服饰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例如妃嫔、宫人的上衣多饰有云肩、通袖澜的袄裙，以红、绿、蓝、青等明亮色彩为主的服饰纹样，图中描绘的正是明中期宫廷节庆典礼活动场景的真实写照。通过图像资料研究，在绘画中对明代人物着装的描绘也提供了非常具有价值和直观的参考。这些大量的图像资料记载为明代织物色彩研究留下了史实依据，明代色彩研究相对图像及古籍资料记载固然重要，但实物资料更为重要，孔府旧藏明代服饰传承有序，根据资料及实物分析推测明代命妇吉服颜色具有较宽泛的选择，红、绿、蓝、青等颜色较为常见。除当时宫廷中绿色多为常见以外，在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也多为常见，《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写道“西门庆睁眼观看，见他高髻云鬟，插着几枝稀稀花翠，淡淡钗梳，绿袄红裙”也描绘了绿袄的普遍性。此件夹袄使用的璎珞杂宝纹包含了浓重的宗教元素，因此按照佛教、道教等宗教中对于颜色的解读中可以发现，青绿色在诸多宗教当中都包含有生命的象征，佛教中更是将青绿色作为涅槃之色来使用。根据《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及孔府旧藏服饰等多种文物文化的复合分析，在复织此件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时，实验考古学选择了绿色进行复织。

（二）.织造工艺

此次实验考古学研究复原复织是使用大花楼提花机将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以织成面料织造以织成面料织造。

1.夹袄纹样工艺准备

根据对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面料及形制的分析，再结合织造工艺，对夹袄纹样进行复原绘制，合理安排剪裁方式与纹样排列。

2.纹样设计绘制意匠图

纹样设计，意匠图使用纹织CADView60软件绘制，软件主要用于纹织色样及各类纺织品组织的经线与纬线的密度把控，将针织结构单元的组合规律，用规定的符号在小方格纸上表示出来，可以表现出单面组织和提花组织。

（1）地纹暗花意匠图

图23意匠图牡丹纹

图24意匠图杂宝团狮纹

（2）织金妆花云肩纹样意匠

图25意匠图璎珞纹

3.挑花工艺

“挑花结本”是将绘制的意匠图纹样等比打印后由图纸上的方格意匠图转化到织物上，也是传统丝织提花工艺中关键的一个环节。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中记载:“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张悬花楼之上，即结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过之后居然花现，盖绫绢以浮经而现花，纱罗以纠纬而现花。绫绢一梭一提，纱罗来梭提，往梭不提。天孙机杼，人巧备矣。

根据夹袄的纹饰特点挑花工艺需要挑制三个花本部分，地纹暗花牡丹纹、地纹暗花杂宝团狮纹、织金妆花云肩纹样三个花本分别挑花完成后，再用拼花工艺进行拼接在一起。整件花本工艺耗时较长，技术难度相对较高的工艺。“挑花结本”四个字包含着两个概念，其一“挑花”，其二“结本”，先桃花后结本，就完成了纹制工艺。

图26复织挑花

4.夹袄织造工艺

夹袄复原复织做准备工作，首先丝线需要进行练丝、染色，织金工艺的金线准备，织金工艺根据工艺的不同可分为圆金线和片金线对其进行制作。根据织造要求，木织机造机时除地部组织按素机装造外，还需使经丝与花本联接作提花装造。整个装造工艺包括打范子、捞范子、范子吊装、柱脚制备、数丝、引纤、拾绞、捞筘等工序。大花楼木织机需要由两名织手，拽花工与织花工相互配合共同操作完成，其上一人坐在花楼架木上，负责拽花，根据纹样花本纹样线提起，织机前端有一名织手负责织造，根据拽花工提起的花纹经线，手足并用，根据提起的经线进行挖花盘织，妆金敷彩，抛梭织纬。拽花工与织花工需要经过多年培养，才能熟练操作。妆花属于大花纹织物，其织物的开口运动分为地部和纹部两部分。

此件复织面料选用大花楼织机进行织造,它的特点主要是能够表现大图案、多色彩、组织变化丰富的各类提花织物。纬向纹样宽度可达全幅，甚至可以是拼幅和巨型阔幅。经向纹样长度，亦可不受本花长度的限制而无限扩大。因为它的“不受限制”促进了多彩繁复织物发展，通过“分场挖花”，使织物的用色五彩缤纷，同时它的自由更换花本的功能，又使织造工程浩大的帝王龙袍成为可能，明清时期最精美的妆花织物多是由这种大花楼提花机织造的。大花楼提花机产生的直接动力是为了适应大纹样的要求。小花楼的装造结构限定了其只能织花形较小、有多个并列单元的纹样。而要适应大纹样，就要使其成为能单一控制提花纤线运动的装造结构，同时花本与纤线兜连，也能实现单一的运动控制，这是大花楼提花机装造的结构特点。大花楼木机机型结构早在南朝梁代已基本定型，大类可分为机身、花楼、开口机构、打纬机构、送经卷取机构五大部分。

常用的织物组织结构有平纹、斜纹、缎纹又分为纬面缎纹和经面缎纹，三大织物结构可延展成多种:平纹变化组织，斜纹变化组织，缎纹变化组织，根据夹袄数据分析，此件夹袄为五枚三飞提花缎肩部饰织金妆花璎珞纬向单幅不重复的大花型图案，属于经面缎纹:一个缎纹循环中，经纱提综五次，纬纱提综一次交织形成织物，经浮较长，所以选用大花楼织机来织造。

5.织金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缝合

根据夹袄的形制对夹袄进行了缝制，面料展开结构如图30进行剪裁缝制。

根据前期文物的数据测量及研究过程中的数据记录，首先在纸板上绘制夹袄裁剪图，按着文物尺寸进行打板，完成纸样的制定，根据打出的纸样再在织造的面料上进行剪裁与缝制，夹袄的里料与系带都由同色系的真丝面料制成。

小结

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纺织品种类与服饰种类都非常丰富，从服制等级的角度研究，此件织锦璎珞纹云肩妆花缎夹袄并不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一件文物。但是通过文献与实物的对比研究，可以从文物本身上读取许多历史文化信息，包括墓主人个人信息、织物的织造信息、服装纹饰所带来的文化信息等。对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纺织品文物的研究工作仍需后续学者们继续工作。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2年夏之卷（总第二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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