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高龄忆童年

A童年1942一1954年1@我生于1942年湖南平江，阴历的3月19日落地在一个旧军官家庭，父亲是一个军医，母亲是一位司药官。母亲生我备受艰辛与痛苦。据母亲告诉我，生我生了七天七晚，七个昼夜不眠的痛苦对于一个母亲是一段多么漫长痛苦的日子。我的出生也具有很大的幸运，因为就在父亲把我的头颅击开时我却呱呱坠地。我的生命是从母亲的痛苦结束的那一刻开始。我在母親的怀抱里生活了十个月，所以我在计算自己的年龄的时候，总要把这十个月算进去。我在这个旧军官的家庭，所得到的优渥，就是曾经有一个勤务兵，背着我驮着我。至今我还记得在平江那个叫做黄金洞的地方，我在这个勤务兵的背上，或者是肩膀上，看到了墙壁上用石灰刷写的大标语，这些标语现在推想起来是红军留下的。

2@1942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还在中国土地上蹂躏横行，是一个充满了战争和硝烟的时代，也是国共两党空前的合作的时代。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或者是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记事了，我记得有一次父亲驮着我，在一支很长很长的队伍行走在平江一个山梁上。我看到的战争景象就是当时在夕阳的天空下面的有一架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从天空上坠下来，这是我看到的抗日战争的唯一景象。

3/@1945年，我们全家随军到了贵州锦屏。那时抗日已近尾声，日本人快要投降了，我们住在贵州锦屏的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在那个老百姓的家的堂屋里面同时还住着几个外国人，床铺都是那种可展可折叠的帆布行军床，我记得有一个美国人给了一块金币给我，这是我对美国人的最早的最初的一个印象。在贵州我喜欢玩枪，经常用柴刀，将木料砍成长枪的形状，有次我的把自己的食指砍了一刀，最后我父亲把它缝了起来，现在这个痕迹还留在我的手上，成了终身的记忆。

4/@1945年日本投降了，这时候我随着父母亲的部队到了湖南衡阳。这时在父母服役的部队里面，还有日本俘虏，那个日本俘虏是医生，我母亲口腔里面的一个蛀牙，就是请那位日本医生把它敲下来的，我看了当时的场景，他是用一把挫子吧，还有一个铁锤慢慢的把它敲下来。拔牙齿的手术和现在是一样的。

5/@在衡阳的时候。日子过得比较安定，我记得父亲母亲都是在部队吃大伙食，至于我吃什么我一一点都记不到了，当时老百姓还是很贫苦的，我看见父亲母亲他们在食堂开饭时，有不少的乞丐在地下捡他们丢下来的肉骨头啃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乞丐，那个时候，衡阳的居民可能很多，农村里面常常有在城里面流浪的，就在那里我的母亲收养了一个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的流浪女孩，她比我大很多后，我开始叫他是梅英姐姐，后来我母亲要我改称她为梅英姑姑。梅英姑姑在我们家一直生活到1950年或者是1949年吧，母亲便把她嫁给了一个常德苏家渡附近的一位贫贫下中农，他是贫下中农主席。因梅英姑姑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在我的一篇散文曹家湖《那汪诗性的荷塘》里面，曾经专门写到过梅英姑姑。

6/@在衡阳的生活是我2到3岁时候的一个记忆节点。这个节点牵扯着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的碎片。@我在衡阳时曾经摔伤过，曾经把我的左手或者是右手摔得脱了臼，那时的情形是，我坐在一张睡椅上面的扶手上，而那个睡椅又在台阶的边缘上，最后这个睡椅去平衡，连椅子带人摔了下来。结果右手脱臼，当时父亲给我吊了纱布带，并且把我带到一家医院去做了x光检查，我记得是在x光的检查下面一位医生给我把手的脱臼复位，可见我当时享受的医疗条件，是远远胜过一般的穷人的。

@我在衡阳时，父亲给我照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这个照片可惜已经在文革中，或者是在四清当中被撕毁了。那是一古铜色的黄铜色的照片，大概有一本32开小书那样的宽度和长度，那个娃娃的印相戴着一顶呢子帽子，穿着一件呢子大衣，脸是圆圆的胖胖的，眼睛明亮而睿智，照片照的很清晰，可以看到每一根眉毛。父亲在这张照片的后面有毛笔字写了“军次衡阳”几个字。

我童年的模样，定格在这张照片上面，然而这张照片被毁掉了，现在悔恨莫及。照片是我自己将它销毁的，因为当时正在搞运动，害怕这些照片被有关部门发现后，说我从小就当“少爷”。衡阳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只有一个名词，只有一个叫做《岩鹰岭》的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随着母亲跑到常德去，而没有到父亲的老家四川渠县那个地方去。据说父亲家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里，后来这个贫穷的家就把他抱给了一个富人，一个当地的有很有钱的人。父亲才得以上学并考上国民党政府办的国防医学院，后来当了一个医官。

现在我常想当时他们为什么不到国外去定居？

@到常德以后我们就住在外婆家里，其实那个外婆并不是我的亲外婆，我的亲外婆已经去世很多年。只有外公才是亲的外公，我的外公和他的弟弟经营着一家小酒楼。我亲外公的弟弟，我们叫他眼镜外公，因为他要带着一副很高度近视的眼镜，他不会做生意，但是他却能附庸风雅，有時还子曰诗云。

@我的亲生外公，我们叫他包子外公，因为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酒楼上叫唤着“包子大盘”，通知后厨，把包子送到客堂里面来。我们有的时候到他那里去，他也会把一些顾客没有吃完的包子给我们吃，所以我们就叫他包子外公。外公的声音口音像是长沙话又像是上海话，因为他们的老家，在上海。我的亲生外婆逝世以后。终生未娶，只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眼镜外公生有两儿一女，那个大儿子是一个抗日老兵，大媳妇也是抗日老兵，都是当军医的，大儿子回常德以后，在离常德的很远的一个叫做牛鼻滩的地方开了一家诊所，后来得了肺结核。死的很早。大媳妇姓柳，叫柳文熙，是长沙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她为黄家生了一男一女。舅母柳文西后来改嫁给了一个汉剧演员。对于这个婚变，眼镜外公是极不认可的，他认为唱戏的不是正经人。当时还在常德市的一家报纸上面登报，表示与他们切断关系。舅妈便带着一个小男孩，搬到了常德河洑的一个小镇上面，在一家农具厂当医生，而那个女孩呢，仍然留在眼镜外公家里。这个女孩是我在外公家里童年时候的一个玩伴。

@眼镜外公的大儿子，我称呼他为舅舅，这是很准确的，但是眼镜外公的女儿，我称她为姑姑，这是错的，我应该叫她“姨”。我的母亲一定要我称呼她为姑姑。姑姑应该是我父亲的妹妹。而且只能称表舅表姨。

@这个我应当称为姨的姑姑，比我大不了几岁，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要多往碗里夹了一点菜，她就会瞪大着眼睛，很责备的看着我。她常常把我和表妹带在一起玩。有时教我们唱京戏，苏三起解，我半懂不懂地学，记着那唱词。有时就要我和表妹扮新郎和新娘。

@舅舅在当时常德市的一个职业中学念书，后来到1950年就参加解放军了，姑姑呢，当时还虽然年纪不大，大概15岁吧，在常德女中读书，后来也在那儿参干，也是在1950年。舅舅参军后，外公家成了光荣军属，门上挂着扁。眼镜外公甚至将改了外婆了姓。外婆在街道上很积极。

@我是在5岁开始读书，那么1947年就开始念小学了。旧社会的小学给我的印象是学校的童子军，童子軍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吧。并且只有高年级的学生学生有童子军，在军训时戴一个很大的布的斗篷，服装好像是黄色的夹克衫配黄裤子，然后手持一个很长的棍棒。第二个印象便是训道主任。每天早上我们上学以后都要到学校的操坪，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以后训导主任就开始训导了，就要把昨天的一些违反校规的学生叫出，训导主任当众打他们手板，那个景象很恐怖。

我的小学老师中有一个叫做丁健的男老师给了我一辈子的记忆，这个丁健个子不高，好像在嘴下面还长着一颗痣，在当时他应该是一个比较进步的老师，因为他常教我们唱歌，唱的歌就是《山那边有个好地方》，那个时候唱的“山那边”就是解放区。有时他还带我们去参观当地的贫民窟，有一个冬天他把我们带到寒冷的贫民窟，我在那里看见很多饥寒交迫的流浪人，冬天没有棉衣服穿。躺在地下睡觉。

@大概是到了1948年，我们举家便全迁到了常德市郊区的一个叫做苏家渡的小镇上，我的父亲在那儿开了一家小小的诊所，资本微薄，我们家租住的房子是一个姓潘的人家的。每年要十担大米，这在当时是很贵的。我们家开的诊所叫做“益民”诊所。这个招牌很有点仁德的意思。收费也很低，我记得当时附近的一些看病的乡民，都是用蚕豆用小麦用蔬菜来作为酬金。除了给人家看病以外，母亲还和父亲还熬制雪花膏，它在当时是一个很紧俏的奢侈的化妆品保健品，所以还有一些生意。

@1949年常德市和平解放了。因而我没有闻到过内战的硝烟气息。但是在临近解放的前一段时间，地方上有一些散兵游勇相互火并。小街上的人，都关门闭户宅居在家。

@解放以后我看到了在那个小镇上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那个姓潘的老板就住在我们的隔壁，我们和他只有一层木板的隔离，而且从我们住宿的房间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楼上。这个姓潘的人，胖胖的，个子不高，他讨了两个老婆，我们分别叫他们大伯娘和小伯娘。姓潘的一家人是从湖南黔阳下来的，当地人称他们为上河佬。他们和黔阳的一个军阀潘壮飞，是亲戚。潘家在苏家渡拥有房产还有地产，在当地可能还和一些人有宿怨，也就是说欺压过群众，被群众定为恶霸地主。

抓他的那一天他藏在楼上，我看见十多个解放军士兵在楼上找到他后，把他痛打一顿，然后便把他押解走了，这时他的小老婆还抱着一个孩子呜呜的哭着。没过多久，这个潘老板就在常德一个什么地方被集体枪毙了。他家的人把他的尸体收了回来，停在街旁边，我看到了他的尸体。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被消灭的恶霸地主分子。

@我参加过一次群众斗争大会。斗争大会是在临近的一个小村里面召开的。那个晒谷场上面搭着斗争的台子，后来就有两个恶霸地主分子被五花大绑的押进来，进场的时候，有五六个解放军士兵用枪管，顶着他们的背，这两个人瞪着绝望的眼睛。被押解到台上，一个老婆婆痛哭流涕的对他们控诉以后，台下便发出了一片怒吼：打倒潘英！打倒秦英。控诉完毕以后，这两个人便被推到一个小河滩上，在那里枪毙了，我在会场上只听到了啪啪的两声枪响。

有一个很短暂的时期，这里的阶级斗争很激烈，有一次一个农会主席的全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暗藏下来的特务，杀的干干净净，我们去参观时还看到了那些血衣。有几回我还在屋檐下看到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会飞到这个城市的上空，噼噼啪啪的扫一顿机关枪，就飞走了。那些飞机没有什么杀伤力，他们在天上飞几圈，只是向百姓刷一下存在感而已。

6/@1950年，我的小妹妹出生。是父亲为他接的生，是父亲的双手把他从母亲的子宫里面迎接出来，但是这个小妹妹，不知道父亲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襁褓中的婴孩没有对父亲的记忆。

@我的父亲于1950年去世，父亲是得肺结核去世的。去世的前夕，眼镜外公就住到了我们家里，父亲的后事是眼镜外公帮着料理的。父亲死时我已经8岁了，已经能够阅读一些书籍了，父亲死的时候我一直坐在父亲的病床旁，在在灯下读着一本圣经，圣经讲些什么，我至今都不明白。我唯一能记清楚的就是父亲在临终的时候，因肺气管痰塞而发出的哮喘的声音。父亲的临终告别是在傍晚时分就进行了，当时父亲躺在床上不断的喘着气。眼镜外公把我们叫到床前，看着他气息奄奄的样子。就问他：“滌生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父亲对我很期望，脸对着我说，他抗战时背我驮我，历尽难辛，希望我好好读书。

第二天早晨，外公和母亲将父亲的遗体从房间里面抬出去。我看到眼镜外公抬着父亲的頸项，母亲抬着父亲的脚。父亲的遗体被安放在堂屋地面上的一个席子上面。脸上蒙着一块白布，脚好像是穿着一双新的鞋子，脚板分别被两片青瓦支着。小镇上有一个福音堂，那里面来了两个牧师。领着一些信徒为父亲祷告以后，他们就离去了。然后父亲的遗体就被放在了一具棺材里面。当天外公领着抬柩的人，走到了黄家在德山的祖坟。父亲不是黄家的人，姓王，所以，眼镜外公把父亲的墓穴就挖在黄家这一片祖坟的边缘地方。

7/@解放了，房东老板，潘老三是地主恶霸被镇压了，我们家也用不着再交那样多的房租了，但是我们家也同时失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度日，生活是十分贫寒的。

8/@小镇上设立了居民委员会。小镇上一个当铁匠的姓唐，被指定为居委会的主任。那时已经开始在小镇上为居民划分成分，我们家成分定不下来。我想应该定为城市贫民一类吧，但是后来我母亲又说，应该是自由职业。

9/@不久，我们又开始上小学了，我们的小学叫做苏家渡小学，后来又叫做苏家渡完全小学，是用一个地主家的祠堂改建的。那个时候地主的祠堂都修得很大，用它们来改建一个小学时，足够了。

潘老三虽然被枪毙了，但是他的大老婆生的两个儿子，却从解放军部队里面复原了。他的大儿子被安排在苏家渡小学教书，教过我的书，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教算术，我记得有一次上算术课的时候我没有作业本了，当时我急得哭了，是这个潘老师给我买了一个作业本子。潘老三的小儿子，刚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没有工作，那时我的母亲就教他熬雪花膏，他常常提着一坛雪花膏去乡下叫卖，后来我读中学的时候这个小儿子，也参加了工作。在常德市第二中学当技工。管理学校的实验室。

潘老三家的两个儿子，都属于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因此能够安排工作。但是他的大儿子，也就是那个教我的算术的那个潘老师，在后来开展的粛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没有交代，被抓进了监狱。二儿子很本分也很能干，一直平平安安的工作到退休。

诊所里面有个姓刘的医生，胖胖的，原来住在我们家的对面有一天，他忽然看我和弟弟的相，对我母亲说，以后。送我母亲上山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弟弟。

11/@1954年我在苏家渡完全小学毕业。在这所小学里面加入了少先队，入队时要写申请，要举行仪式。在入队的仪式上，我们还要宣誓。唱队歌，那时的队歌是郭沫若写的词，马思聪谱的曲，歌词第一段我还能完整的记下来，“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跟着伟大的毛泽东。”入队的时候，我的仪式感很强烈。有一个高年级的老队员给我带上红领巾，然后我们互行队礼，队礼是很庄重的，伸开手掌高高的举过头顶，当我把红领巾带上颈项的时候，一种光荣感震撼着。少先队有明确的职务划分。有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并且在右臂上佩着标志，佩章白底红杠。一杠是小队长，，有两个杠就是中队长，有三个杠的便是大队长。都是一些孩子们中品学兼优的娃娃。

那时小学的教育已经很正规，我们毕业的时候照了毕业相，还发了文凭。那个毕业相现在还保存在我的电脑里面，是我童年的第二张照片，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老照片。

小学毕业前夕，我已经感到了一种升学的压力，因为下一步就要升入初中了。我走到常德去，找我的亲外公包子外公。要钱在常德市买来一本小学升学指南。把里面的数学题做了几遍，我感觉的最难的就是鸡兔同笼一类问题，但是这些题目都有公式摆在那里。另外我还做

了20多篇作文，把它们抄载在一个小本子上面。那是为应付升初中时考试作文而做的准备。

12/@我12岁以前，身体一直不好，先后，患过伤寒痢疾。还有疟疾和肺结核。虐疾又叫做打摆子，打摆子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我曾经因恶性连续发烧将近一个月。那一场疟疾治愈的时候，我几乎不能行走。走路就悠悠晃晃头晕，后来是屋对面的刘中医，要我的母亲，在我脸厐旁的太阳穴上面贴了两片姜才慢慢的好起来。那时候，治疗疟疾的药品就是金鸡腊双丸。

我童年时代最大的乐趣便是学习游泳，在我们这个小镇的后面有一条小港。小港的旁边是一块很平坦的沙地。夏天河水充盈的时候，这一片沙地，便成了我们这些小朋友的一个天然的游泳池，我们在那儿学习游泳，在那儿打水仗，整个一个镇的小孩子，天天都在那玩耍，我就是在那儿学会游泳的。

我们学游泳没有教练，没有老师教，全是孩子们自己互相帮助学习。由一个孩子托着另一个人孩子的下颌，那个孩子就将身体浮在水面上，不断的踢水，双手在水里划动。这种游泳的姿势，我们把它叫做狗爬式。还有一种方法是，吸一口气后，让身体和头部俯卧浮在水面上，待身要沉下去的时候又抬起头重新吸气，这是一种很容易掌握的方法，我没多久就学会了游泳。孩子们相互考试的办法就是，在你说自己学会了游泳以后，便要去游过那一条毗邻的深水沟，那个沟是很深的，不能弄虚作假。我仰泳着游过了那里，旁边有两个孩子保护着我，这样我就算是学会了游泳。

镇上的小孩在学游泳时，常常有被淹死。因此大人对小孩需玩水是管制的很严的，那时眼镜外公还住在我们家里，见我们出去便会用一支毛笔点一个墨点在我的部头上，回来只要发现头发没有干，或者是那个那一个墨点消失了便会遭到一顿恶打。相比之下，我的母亲倒是不大管我，有一次他问我学会游泳了吗？我说学会了，后来他带我到河边的挑水码头上，看我游了几十步给他看，她才放心的笑了起来，以后不再过问我游泳的事。

我的第2个乐趣便是去听说书。那时在我们的小镇子上有一家茶馆，每天到了晚上老板便会请来一个说书人给茶客说书。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在茶厅里面连一个角落偷偷的站在那儿，入迷听着。我听的第一部书是《荒江女侠》。有时听完书已经到了深夜，这时候我回家去，让人感到一种害怕，因为那条街上黑漆漆的，刚死了人。似乎有鬼。这个茶馆没有开多久，因为说书说的太晚便影响治安被派出所叫停了。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始组织我们进行一些课外文体活动，我们做过一次“远足。”孩子们穿着草鞋揣着几块发糕。到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乡村小学去参观。我们都佩戴着校徽，校徽布黑底，上面用白线绣着“苏家渡小学”。我们的小学。离开常德市很远。

在我的小学时代，我只看过一场电影，那场电影的名字叫做《小飞马》是苏联制的儿童动画片。因为要走10来里路才能到达电影院，所以我们都统一的穿着草鞋，排着整齐的队伍，带着两块发糕。老师在前面领队，我们一面唱着歌，喊着着一、二、一的节拍，来回走了二十里路。

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我们那个小镇上所有的人都是到河里面挑水喝，不想挑水的便可以买水，有一种人专门从河里挑一担水在街上，叫着“河水！河水！”给一点钱就可以买到一水缸的水。镇上的小孩有很多都有一担小提桶，用于担水。那些担水的小孩有的年龄比我大一点，但是他们都能够肩挑手提，而我的母亲却不支持我去担水。

13/@关于我的童年似乎还应该补记这两件事情，这便是一本连环画和两首歌。这本连环画册就是小人书，书名《小游击队员》，讲的是在抗美援朝中一个朝鲜小男孩参加了抗美游击队，后来他在战场上捡到了一只美国卡宾枪，有一次他外出到山里面去，刚好碰上10来个美国兵，在一个洞子里面吃罐头，这个小游击队员就用这支卡片枪对着他们，让那10多个洋大兵当了俘虏。看了这个连环画以后，我觉得在朝鲜跟美国人作战真好玩，也真想到朝鲜去抓美国兵。

一首歌是“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哪，帝国主义害了怕”。这两首歌铭刻了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作为和大国担当。形成了一个小孩对这个大历史事件的认识。还有一首歌是当时青年人最爱唱的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走，跟着毛泽东走！4万万个人8万万双手，高高举起钢铁般的拳头。打死卖国者，打死吃人的野兽！”因为这首歌让我增加了对毛泽东了解的兴趣，我常常端详着挂在墙壁上的毛主席像。那时候的毛泽东的肖像，是带着一顶八角帽，圆圆的脸庞，微带笑容，和蔼诚实，在下嘴唇下面，长着一口黑黑的大痣。

很赞哦!（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