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自述1：我是浙东金华人，对"金华佬"多少有刺耳的不快之感

金华佬

一开头，我就说我是浙东金华人，我的语气中，就有攀附浙东学派、金华学派的意味。但是，在我十六岁以前，"金华佬"三字，多少带着刺耳的不快之感。原来，我们姓曹的这一派，明代中叶，从金华东乡洞井，由仁一公夫妇带着一个孩子，迁居到浦江南乡蒋畈这一小村落中，到了清光绪年间，快要三百年了。可是人口一直不旺盛，太平军以前，村中有过五六家人家，男女也有二十多人。经过了太平军战役，全村只留下了曾祖父和祖父母三个人，可说是门衰祚薄了。那三百年之中，蒋畈曹家没有一个识字的人，不必说应过科举得过什么功名。在封建社会，我们这种人家，种田挑粪，泥脚生活，叫作"凉藉"，即是说没有过读书种子。先父是三百年中第一个上府去应科举的人，他到浦江城中去应县考，浦江童生，指明他是金华人，便给赶了出来。受了这场打击，祖父便灰心了，叫先父歇了这份心，安分守己去种田算了。先父心有不甘，便背着曹氏宗谱，由金华朋友找了一位生员替他证明金华的籍贯，这才达到了志愿，以第一名秀才压倒了全场士子。先父到金华府应试的事，他是偷偷地动身，不敢让祖父知道。祖母呢，特地上了挂钟尖去拜神，许了愿，可是，她坐在庙前长叹息道："浏源溪（蒋畈东边的溪流）,直拢统，没个秀才种，我们能跟'命'去拗吗？"哪知，先父一战而捷，报条送来那一天，一家人惊喜若狂。于是当地人又把那几句成语换个唱法了："浏源溪，直拢统，半个秀才种！"因为先父这个秀才，一半是金华人。我们那穷乡僻壤，整个南乡，秀才寥寥可数，三百年之中，只有一个举人；因此，先父自幼种田，进了秀才，便挤到绅士层中去了。他是不肯认命的人，到杭州去应最末一科的举人。那一科没有中，却带了康梁维新变法的新观点回来，他要办学校、兴实业、放小脚，启蒙期种种，要在那乡僻地区，一一做起来。他在光绪二十八年办了育才小学，那时，全乡就只我们这一家小学，可说是得风气之先了。但是，岁时佳节，一家人聚在一起，总郑重告诉我们："记住，我们是金华人！"我有时到大小姑母家中去，她们那两大镇的人，对我们总是指点着说："金华佬！金华佬！"后来我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正如刘大白师所说的"放开世界眼光，始觉同乡欠大"。但，蒋家政权的官僚主义，只是三个"同"字：同姓、同学、同乡。抗战第二年，我从浙东到了福州，那时，福建的党务，抓在浦江的陈肇英老人的手中，他把我介绍给闽中人士总说我是浦江人。我笑着对他说："抱歉得很，我是金华佬。"金华佬的事，和陈老他们是不相干的，但封建社会是把"同乡"看作是一种黏性的政治膏药的。等到了我有一份新的知识，粘在浙东学派金华学派边上，倒是一种光荣呢！

我们那一小村落，真是"边区"；从蒋畈到兰溪境，只有一里半路，离兰溪城只有六十华里；离浦江县城倒有五十华里，一面离开金华边上，只有二十华里；离金华县城也只有七十华里。如今呢，浦江县已经不成立了，我们这一乡划归兰溪县属；总说起来，也属于金华专区。看来，我说自己是金华人，该是不错的。

在这儿，谈"金华佬"的事，海外朋友一定不会有什么兴趣的，唯一和金华连在一起的，只是火腿，而且必须把狗腿的神话连着讲。还有一种半神话的说法，便是要把东阳上蒋的火腿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好货色。我说，上蒋并没有好火腿，金华人并不懂得吃火腿，他们就有点不相信了。这件事正是一般人没有头脑的例证。

我到了香港，才知道我们一位小同乡黄初平在香港大大有名，尊之为黄大仙，声名之大，连九龙城的张大仙（巡）都比不上。这位叱石成羊的仙人，只有十七岁，他就在金华北山成仙，他成仙那个罗店村就在双龙洞前面。先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理学家，虽说有这么一个乡邻，却不曾和我们谈过。民国初年，我在七中读书，到过罗店，老师们也不曾跟我们提及。直到抗战那年冬天，黄季宽先生邀我到罗店吃晚饭、这才攀起乡亲来。黄初平（七十二洞天仙人之一，并非西汉初年的黄石公），他生长在金华山北，龙门山脚，离我的家乡，只有二十五华里路，可说是近邻了。他十七岁那年，有一天，牵了一群羊到盘前去（盘前就在双龙洞边上，一个小村落），就此不回家去了。第二天，他的哥哥找到了那儿，看他坐在洞里，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说他成了仙了，从此不再回家了。他大哥问他那一群羊的下落，他指着山谷中的石块，说那些就是羊。他站了起来，用草绳子一挥，那些石块都活了起来，果然是一群羊。这就有了"叱石成羊"的传说。至于黄大仙何以会到香港来成神，香港人何以这么敬仰黄大仙？我就不大明白。我只能说，在香港，和黄大仙最邻近的只有我。黄大仙也可说是真不二价的"金华佬"。

先父因为受了那一场科场中的打击，叫我们永远记住自己是金华人。一九二七年，先父逝世，我替他编了年谱。依曹氏宗谱的序列来说，曹彬（北宋初年下江南的名将）乃是我们的远祖，有宋太祖的敕书为证。但我动手考证，便知道这一传说是靠不住的；曹彬有八个儿子，何以我们宗谱上并不写明，哪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先人呢？后来才知道这份皇帝的敕书（武惠王），是从金华东乡另一曹家买来的。倒是那位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才是曹彬第三个儿子的后代。我们的祖先，并不是河北人，而是山东人；有一旁证：我们自称"我"为"俺"，这是山东话；而"来往"的"来"，读若"离"，这也是山东话。不过，我的远祖，并不是直接移住浙东，而是移居了苏北泰州；到了明代，游宦金华，才在洞井住了下来。因此，洞井曹家，和金华的曹宅曹村姓曹的并不同宗。明末清初，有一位大说书家柳敬亭，他倒是和我们血缘最相近的曹家人，也是我一生最敬仰的族人呢！

这话怎讲？雍正年修的《扬州府志》说："柳逢春字敬亭，泰州人，本姓曹。"嘉庆年的《重修扬州府志》上说："柳敬亭者，名逢春，本姓曹，泰州曹家庄人。"吴伟业《柳敬亭传》:"敬亭年十五，犷狸无比，名已在捕中，走之盱胎。……久之，意不乐，遂去；游至宁国，醉卧敬亭山下，垂杨拂其身，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号敬亭可乎？于是名逢春，号敬亭。

我知道柳敬亭的为人，以及他的说书技巧，还是从孔尚任（云亭山人）的《桃花扇》中得来。那年我只有二十岁，到南京投考高等师范，落了第，又趁船溯江而上，到武昌去考高等师范。下轮时，买了《桃花扇》，一路看到了汉口。那时，军阀混战，情景和剧中时势相仿佛。剧中，一开头便是《听稗》；侯公子和社友陈定生、吴次尾去听柳敬亭说《论语》，那真妙绝了；侯公子说："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我心中，就想走这一条路子。后来，才知道这位大说书家，乃是曹家远祖，仿佛我也有了光辉似的。当时，才士们赞许敬亭的很多；有一位曹贞吉赋《贺新郎》词云：

当年处仲东来后，断江流，楼船铁锁，落星如斗。七十九年尘土梦，才向青门活酒。更谁是嘉荣旧友？天宝琵琶监在，诉江潭，憔悴人知否？今昔恨，一搔首！

（他也说敬亭"六代风流归抵掌，舌下涛飞山走"。)

另外一位曹尔堪，和词前半也说：

八十庞眉叟，见从来衣冠优孟，功名刍狗。炯炯双眸惊拍案，似听涛飞石走。叹此老知名已久。大将黄州开广宴，倒银瓶击节频呼柳。排战舰，下樊口。

这就更增加了我对这位远祖向往之忱了！

且说，我十岁那年，先父的一位好友，章永洋伯，避仇逃到了我们家中来。章伯少林拳名家，空手从五兄弟的刀中逃出，不曾受什么伤，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了不得的英雄。他还另有两套本领：一套是治跌打刀伤，另一套是说《水浒传》。他要把三套本领都传给我，我跟他学了一年多拳击，从搏斗、刀枪、到剑术基本上都学过了。他每天跟我们讲《水浒》二小时，讲了一整年，说书的本领也真不错。看了柳敬亭的传说，三十以后，我便想登台说书，做一个现代柳敬亭。近代的小品文之中，我最敬佩的是张宗子（岱），他在《陶庵梦忆》中，就有一段描写柳敬亭说武松打虎的话，绝妙。他说：

南京柳麻子，熏黑，满面疤痛，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哮夹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暴地一吼，店中空缸空臂皆瓮瓮有声，閑中着色，细微至此。……每至丙夜……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醋舌死也。

他的说书，已进了化境了。所以，中年以后，我唯一心愿，就是师法这一远祖，要登场说书去。一九四四年冬天，赣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徐巽华兄，让我试说一回书，主题是我所写的时事小说《灯》，插上一刻说时事，也已发了通告。哪知日军向赣江推进，赣州开始疏散，我的说书打算就告吹了。

我的童年

我就是这么静静地想，十岁以前的童年故事，实在记不起多少了。记得起的都是零零星星的断片。像我这样的人，实在太平凡了；既不是天罡，也不是地煞，一百零八将之中，于我无分；三十四年以前，我总说我是罗亭。

最早的记忆，也不知是谁告诉我的，实在模糊得很。我幼小是以爱哭出了名的，我的小名是"福厅"；他们顺着口，叫我做"哭厅"。不过，我终于不曾成为林黛玉的同志，我的泪泉，很早就干掉了。我只记得祖父的棺材，正在厅东新做，做好了四围的廓，没上底，搁在长凳上，于是，那木匠师父，他就替我过了一次关。"过关"的办法很简单，我妈妈把我放在他手上，他就抱着我，从棺椁过了下去，让我妈妈接了过去就是了。果然，从那一刻起，我就不爱哭了。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就一直不明白。不过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还只有三岁。

其他几件小事，也是和那所大而无当的"福厅"有关。（祖父他们，表示要把蒋畈从废墟中复兴起来，首先建造这所五开间的大厅，我就是在奠基上梁那天生的，因此，叫作"福厅"。）第二年，泥水匠正在铺平厅堂的泥地，妈妈事忙，看顾不到我，尽让我在泥地上玩。那些新翻挖出来的泥土，有着许多蚯蚓；我就玩弄这种小动物，翻来翻去，看它蠕蠕爬动的样子。这小动物，对我可真不客气，它就对我的小xx吹气，一天，小xx忽然肿痛起来，小便不利了。大人们看了，都在发笑。不知是谁的主意，他抓了一只鸭子，把小xx含在它的嘴里，也不知含了多久，果然痛除肿消了。这件尴尬的事，对我印象很深；有一时期，我就有点怕蚯蚓。这一灵验的丹方，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我初到香港，听到了"吹胀"二字，不禁连想起这场小苦难来。)

又有一天，我独自到园西池塘边上去摘小花，不知怎么一来，挖破一巢泥蜂（比蜜蜂小而黑的一种土蜂)，它们就老实不客气地向我围攻袭击，咬得我满脸肿痛，其痛彻骨。后来，他们就替我用泥浆把头脸封了起来，简直像个泥菩萨。我整天就在厅阶上等着挨痛，挨了几天，也就好了。直到二十年前，我在上海看苏联的卡通，有一幕叫《熊与蜜蜂》,那几只小熊不听老师的话，忙着要去挖巢取蜜，给蜂群围袭，挨上了和我一样的痛苦，不禁暗暗失笑。

大概要我一直记住的往事，总是给我一点小苦头吃的。我一生最丰富的经验，倒不是什么革命几十年，而是牙痛了几十年。我也和鲁迅一样，七八岁时就害上牙痛了。"牙痛不是病，痛来要人命！"常是整天整晚地痛，坐立不安，总是捧着肿了的脸在叫喊。到了十岁那年，那可闹大了。父亲一位朋友，看我哭得可怜给我开了一服发散的药，这一来，可真不得了，痛是减轻了，脸可肿了大半边，一直不消下去。又是一位父亲的朋友，他姓章，一位外科医生；他拈了一支油纸捻，替我照看了一回，摇摇头说："不行，发脓了，这是一个疽！"

"颧骨疽"，跟"对口"、"背痈"一样，外科医生，看作是严重的症候。章永伴师替我开了药方，我记得是"阳和汤"。这帖药真苦，和着糖吃都不行。果然肿得越来越大了，出了脓，流出大半汤碗那么多。出脓以后，收口真不容易，还是章师替我消去了假骨，六个月以后才收口，一直留着光荣的疤儿在脸上，有人还以为我像德国青年人，有过决斗的记录呢！有人就终身不收口，一直流着脓的。牙痛的烙印太深了，我的立志，比孔夫子还早一点；十岁那年，就立志要做牙医，把天下的牙痛都医好来。结果，到了中年，牙痛倒少了；牙齿也残破得可怜；我也并未成为牙医；我也知道天下的牙医，都不能根除牙痛的。在赣州，有一位老牙医，他姓熊，他的谈吐不错，学问也广博，见解也高明，就是医牙痛没有办法。他替我医治最后那颗糟牙，花了许多工夫，结果还是拔掉了事。我之成为虚无主义者，或许和牙医治牙痛的幻灭感有点关系吧！

另外一件小苦头，是我的大哥聚德所吃的，可是烙在我的心头，就比自己身受还要深切些。我们乡间有一种乌柏树（一名样子树），冬天叶落子白，农人就采下来打油。（样子外层是白蜡，用以制烛。籽可打油，便是柏油，用以点灯，于今是机油的主要成分。）可是那枝叶间就有一丛丛的毛虫；那毛刺及我们的皮肤，便起了奇痒的风疹块；土法用糠烟来熏，才会平复下去。但家兄那一回，可真受毒很重，烟熏后臀部生了几个大疽，卧床半年，才康复过来。因此我就恨透了乌柏树，连陆放翁"乌柏微丹枫叶黄"的诗句，都引起了我的反感，诗人毕竟不懂得民间的疾苦，他们并不知道"红于二月花"的叶下，就有那种怕人的毛虫。不过，我当年立志要砍掉所有的乌柏树，毕竟也不曾做过。年纪一大，我便知道乌柏树的收入，跟桐树一样，乃是农家主要副产品，看着白花花的样子时，也颇为快意的。

我所以终于不曾变成牙医生或外科郎中，和我的"早慧"有点关系。"早慧"当然不一定是件好事。但先父心目中，却引以为乐事，他居然养了一个四岁便能念完《大学》《中庸》的儿子。说实话，直到今日，我未必能够把《中庸》说得周全；四岁时，却真的能读能背能讲，在我的戚友面前，变成"神童"了。（神童，命定地会成为悲喜剧中的主角的。）五岁那年，我已读完了《论语》《孟子》，六岁就会动笔了。《论语》对我，并无多大影响，《孟子》却是我的启蒙师。（我一直没念过《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经》。）所谓动笔，并不是拼句填字之类，而是写成短篇四五百字的完整文章。到了七岁那年，就读完《诗经》，除了那篇古怪字最多的《小戎》(《秦风》）以外，全书都背得默得，所谓"整本倒"（即是从头至尾全部背完来之意）。

先父曾经出一个作文题：《毋求备于一夫》，语见《书经》。四五十个同学中，只有蒋万城和我，做得成篇，先父还写了一篇范作，我们觉得很好。家兄自幼以拙实驰名，他比我大三岁，下笔却慢得很。他有时给老师骂得厉害，迫得急了，总是我替他来动笔。偏是我替他写的，一定会给老师称赞一回，因此他对我自幼就佩服得很，直到他老年了，还相信天下文章属于他的弟弟的。我下笔很快，替同学们代笔、那是常事。有一位好朋友姓蒋，他碰到了难题，就来求救于我。后来，长嫂（他是我的表姊）在杭州女子蚕校读书，她的作文，总是我替她代笔，几乎没有了我就交不得卷了。她的毕业试卷，作文第一，也是我替她预备妥当的。这一来，文章误我，好似天下事，只要会写文章就行了。我一生只想做科学家，终于爬格子过日子，也就是这么种下了根的。

真所谓器小易盈，九至十岁时期，我便自负天才了。"天才"的最大证据：我一直替先父抄诉状，慢慢也懂得写状子的门子。我写的状子当然比不上先父的老练周到，却比他多些辞藻。记得有一回、先父不在家，有人找他写状子，我就替他写了张。先父回来，看看我所写的底子，也颇为欣赏，从此他更刮目相看，要我拜一位姓叶的门下；我倒不把叶老师放在眼底。我恰好碰上了王船山史论迷的朱芷春师，当时真以为"天下无难事"了。我悟得了自己的"起承转合"的义法，而且专偏锋，把文章写得十分尖刻。我的第一篇堂而皇之的应用文，便是贺大姑母的五十寿文，那是以先父领衔亲友们致贺的文字，文长一千二百字，在那时，也算得一篇长文章了。姑母很早孀居，抚双雏成长，在那么一个家庭中，自有辛酸悲楚的经历，有话可说，本来可以写得好的，我也忘了究竟怎么写的，只记得高高挂在客堂上，大家都在念诵就是了。大姑母也以有我这么一个侄儿为荣的。假使，我十三岁以后不在金华第七中学，受了一场打击，我会以为自己是盖代才华不可一世了！

"早慧"和会做文章，对于我的一生是极重的打击。我的智慧，并不曾平衡发展，尤其在美术方面的知识，几乎近于低能。音乐勉强过得去，手工与图画简直不及格。因此，有人在弘一法师（李叔同）年谱，把我也列在他的入室弟子之列，实在惭愧得很。其实，我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最高，自然科学的知识，平常得很。我所有那一点草木虫鱼方面的知识，还是在农村里成长，身经稼稿工作，耳亲目历得来的。假使要核算我的智慧"商数"，不一定很高的。十二岁那年，同班的同学，有的年龄比我大了一倍还多些，大部分十年以长，而我又矮又小，老是排尾。同学们看我年轻，老是逗着我玩，我老是发气，光了火，因此人缘很不好。

很赞哦!（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