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兴宗教“新天地”，曾教信徒如何躲避警察，在中国成员人数达2万人

3月11日，在韩国首尔的地铁里，消毒工人喷洒防化液

31号患者

“31号”俨然成为了一个令所有韩国人感到恐惧的数字。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韩国便被迫成为了这场全球抗疫大战的“焦点”。

2月6日，一位61岁的韩国老妇遭遇车祸，被送进了医院。虽然只是一些轻伤，但她仍需要在医院待上一阵子，进行观察。进医院前，新冠病毒已经侵入她的体内，她很快出现发热症状。老妇整天在医院里休养身体，10天内很少离开医院。但作为一个虔诚的新天地教徒，她坚决不能错过礼拜。于是，2月9日和2月16日早上7点30分，她独自拖着病躯去了教堂。

几天前娜娜刚结束了居家隔离，放心地摘下了口罩，但2月19日的新闻让她感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自己。当天的新增患者中有15位来自大邱市及毗邻的庆尚北道，并接触过31号患者，而娜娜正好住在大邱五环处的一个居民区里。没过几天，她听到家里广播通报说，小区里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听到广播的那一刻我特别紧张，24小时没敢出门。”娜娜说。小区管理处不愿意透露感染患者的具体位置和信息，但从那天以后，广播每天都会多一句提醒：“请以您身边就有确诊患者的标准来对待疫情，提高自己的防护意识。”

大邱，这座韩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开始陷入沉默。娜娜发现，街上很快空了，人们退回到家中，不再轻易出门。街边的牙科小诊所、美容院、面包房大门仍开着，但里面只有店主孤独的身影。马路上的绿树间也挂起了条幅，清晰标注着：勤洗手、戴口罩。

3月2日，韩国新天地教会会长李万熙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新天地教会

而现在，因为疫情，新天地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教徒们的神秘身份被纷纷披露，民众感到惊讶，部队里信仰新天地的军人竟然超过100人。一个在大邱病毒检测定点诊所工作的公务员，直到检测结果呈阳性，才向家人和朋友承认，自己是教会成员。

“几天前李万熙还教他的信徒们如何避开韩国警察。他说，如果有警察问到近期有没有参与过新天地教会的活动，就回答已经退出很久了。如果警察问和新天地有没有关系，就回答说没有。”一年前退出新天地教会的中国成员王颂告诉本刊。他在新闻上得知教会成员隐瞒自己的身份时并不感到意外。5年前他参加哈尔滨新天地教会的培训课程时曾被警察拘留，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四学生，学校接回了他，但要求他写份检查上交。“教会里的成员教我如何骗过学校，他们让我在检查里写以后再也不参加教会活动了。但后来，我一直都在参加。”

韩国政府将李万熙推上了被告席，他们以过失杀人罪、伤害罪、违反传染病预防管理相关法律为由，向首尔市监察厅起诉了新天地教会会长李万熙等人。3月3日，首尔市文化本部长柳延植公开表示：“新天地教会有责任积极配合政府及防疫部门的工作，但在提交信徒名单时却不断拖延、伪造，并有组织地回避调查，且据我们了解，该教会目前仍在各种地下场所进行传教和聚会。”

3月8日，韩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达到7137人，其中超过60%都是新天地教会成员。民众对新天地的抗议声达到了高潮，要求总统解散新天地的请愿书在4天内收集了超过75万个签名，是青瓦台公开回应的起始标准（30天内集齐20万个）的4倍。为推进疫情防治和调查，大邱市长权泳臻要求有关部门对新天地教会采取强制措施，但当地检察院却多次拒绝了政府扣押搜查教会活动场所的请求。韩国的抗疫进程陷入了焦灼状态。

韩国的防疫大考

1月29日，朴永载从北京飞回了首尔。机场出口特设了一条绿色通道，用于区分从中国出发的飞机，机场外还有学校派的专车接送中国留学生。离开前出现发热症状的乘客被要求下载一个手机APP，每天上传自己的健康状况。1月31日，娜娜结束了北京的春节假期，搭机降落在首尔机场，入境处给了她一张白纸，标注了一整页自我隔离的注意事项和突发症状的应对措施。她叮嘱来接机的丈夫，备好口罩，把酒精装在喷壶里带给她。机场出口一见面，丈夫就给她从头到尾做了一场喷雾式消毒。

从北京回到首尔后，朴永载被要求去做一次新冠病毒检测。他发现街上出现了众多神秘帐篷，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站在中间，像麦当劳提供快速服务一样为民众做检测。自2月7日快速检测试剂在韩国正式投入使用后，政府搭建了这些“免下车”病毒检测站。朴永载开车通过时，医护人员将一根20厘米长的取样棒递给他，他把木棒伸入自己的口腔，采集了咽拭子样本，紧接着递回给医护人员，医护人员谨慎地接过，保存了下来。摇上车窗后，朴永载将车缓缓开离了帐篷，病毒检测就结束了。他对韩国政府的这项举措感到兴奋：“传统医院的检测方法，每采集一个人都要重做一次消毒，而这种方式我们不需要下车，不需要反复消毒，即便有人确诊也不会污染检测点，时间就缩短了很多。”

因为便利的检测条件，韩国的日检测人数超过了1万，确诊人数随之增多，韩国疾控部门的表现成了最强的定心剂。娜娜每天在家守着KBS电视台，韩国疾病管理本部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长郑银敬会在固定时间出现在荧幕上。有韩国网友找出她最初面对镜头的照片，与2月末面对镜头的照片做了对比，她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剪得更短了些，仅几天，头顶便生出了好几撮白发，看上去老了10岁。但她表现镇定，总穿一件淡黄色夹克。韩国疫情暴发后，所有疾控部门的官员换上了同样的衣服，这种着装令娜娜感到舒心。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成功的公关策略，“既能引起我们的警惕，也不会让我们太过紧张”。

朴永载告诉本刊，与2015年应对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时相比，韩国在应对新冠肺炎时的举措进步了太多。“2015年的时候，韩国政府什么都不干，不公布易感地点，也不公布收治感染患者的医院，政府只有一句话，不要摸骆驼，多搞笑。”在那场危机中，韩国成为了沙特以外，全球感染速度最快的国家，付出了36人死亡的惨重代价，这让韩国重新梳理了疾控体系。“3年前文在寅上台，前总统朴槿惠手下的疾控官员都不干了，新政府不得不重新搭建疾控部门。去年年末，疾控部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预演，所以这次政府采取的措施可以这么到位。”

3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推特”上发文称，韩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取得进展，并感谢韩国为抗击疫情所捐赠的300万美元。同一天，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副本部长金刚立在发布会上称：“韩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在下降，床位供给量不断增加，在疫情严重的大邱和庆尚北道，蔓延也出现放缓趋势。”

但形势依旧严峻。3月10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韩国的确诊病例数仅次于中国、意大利，超过7500例，其中八成属于集体感染，近六成与新天地相关。重新回溯疫情的蔓延，韩国之灾并非手握利器的疾控部门就能解决，教会派系林立、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成为此次疫情的重大隐患。

2月7日，新冠病毒已经在韩国加平郡传播，但仍有数千对新人参加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举行的集体婚礼

抗疫中的“宗教之惑”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朴钟锦指出，韩国有一套完善的法规体系，规范了各宗教团体的行为，其《宪法》第20条规定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韩国各个宗教不论规模大小，信徒多少，势力强弱，大家都一律平等，受到法律保护。”他在相关研究里表明。

另一方面，韩国强大的神学基础也为一些新宗教组织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土壤。作为韩国本土宗教的萨满教深深地影响了韩国文化，神秘主义和对神灵的崇拜根植在整个民族的精神肌理之中。韩国学者尹以钦指出：“如果教会强调神秘的世俗观念，或者强调直接感受上帝，或者强调上帝对于现实需求的满足，或者对满足尘世间的需求做出允诺保证，那么这样的教会就发展得相当快。”

直到疫情发生前，李万熙创立的新天地教会一直是近年来韩国发展最快的宗教派别之一。2014年，王颂还在哈尔滨读大学，一次意外的挫折让他迈进了教堂的大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到教堂坐一会儿，听牧师讲解《圣经》。一天，一个30岁的男子跟他搭话，问他懂不懂《马太福音》。王颂摇了摇头，他还是一个刚入门者，对《圣经》一无所知。那男子留下了王颂的微信，力邀他参加“《圣经》学习小组”。第二次见面时，他们约在了一家麦当劳餐厅，男人带来了一位讲师，三个人对坐着，讲师语气温和，给王颂讲了一个多小时“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后来，王颂才知道，那是新天地教会的耕田班，目的就是观察他是不是适合入教的对象。

一个月后，王颂很快升入了初级班，他被邀请去了教会的主阵地——隐藏在居民楼里的一个房间。房间一进门放着一个十字架，十二三个人盘腿坐在地上，紧紧挨着，王颂看到最前面的一块白板上，讲师用黑色马克笔写满了教义，王颂跟着坐下。之后的一整年，他每天都要挤出时间来上课，毕业最忙的那几天，他也会花上40分钟车程来到这里。

王颂念设计专业，学校时间充裕，他将大量精力投在了新天地教会上。“我能感到讲师们对《圣经》的解读与其他教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很想探究到底哪里不一样。”王颂说。每次上课他都会带一个16开的笔记本，将本子放在膝盖上，一边听讲师讲《圣经》，一边迅速挥动笔杆，讲师每说一句，他便记一句，一节课结束，两三页纸写得密密麻麻，回宿舍后，他还会拿出本子背上一会儿。为了应对新天地教严苛的考试，他必须尽力，毕竟要想升级，默写教义时连一个标点都不能错。

一年后，王颂升入了高级班，他第一次从讲师口中听说，教会的名字叫作“新天地”，总部在韩国，会长李万熙就是“得胜者”。“新天地”“李万熙”都令他感到陌生，但“得胜者”在之前的课程里讲师就已经提过多次，王颂顺其自然地接受了新的“知识点”。在龚旭掌握的案例中，新天地教徒们都有着和王颂类似的经历。“最开始新天地教他们的80%都是正常基督教的教义，20%的奇怪概念会被隐藏在其中，一般教徒无法察觉，而正是这些奇怪的概念使新天地走向了极端。”

当王颂看到韩国“31号患者”带病仍要前往教堂做礼拜时，他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教会内部对疾病有一套特殊的解读。“他们认为患病者是受到了神的惩罚，所以没人敢轻易承认自己得了病。”王颂告诉本刊，新天地教主张教会长老都是不死之身，而几年前几位长老陆续离世，李万熙为了向教徒做出解释，便告诉他们，患病死亡的教徒都是对神不够忠诚，受到了惩罚。

2018年底，因为收入单薄难以再对教会交付奉献，王颂搬离了和教会成员合租的房间，脱离了新天地教会。同一年，新天地教会被列入了我国“邪教组织名录”。据“韩联社”报道，2018年左右新天地曾试图派教徒潜入武汉传教，计划在当地开设100人规模的办事处，但很快被武汉警方发现并驱逐出境，其教徒转为秘密集会。2019年，新天地教会在中国的成员人数达到了2万人。龚旭通过内部消息得知，2020年，新天地总部定下的年度目标是，一年拉10万人加入，其中中国就要达到3万人。为了满足教会高层的雄心壮志，教会成员们不顾一切地拉起了人头。“新天地教会的教徒的确很努力，有些人甚至在疫情暴发期间还在继续传教。”一位湖北的基督教牧师告诉《南华早报》。

据李万熙的表述，新天地教会已在韩国和海外拥有24.5万名信徒。但这些隐蔽身份的信徒成为如今防疫的最大隐患。虽然教会在压力下向警方提交了教众的名单，但警方在排查中发现这个名单并不准确。

最近，王颂就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问他最近是否参与了新天地教会的活动。王颂赶忙向对方撇清了自己和新天地的关系。他感到困惑，明明自己已经退出教会接近两年，怎么会突然被警察调查呢？一位在网上认识的反邪教人士告诉他，韩国新天地教会向韩国政府提供了一份教徒名单，这份名单又被转交给了中国相关部门，不少退出的教徒都接到了警方的电话。“我那时候才意识到，他们发给政府的名单有问题。”王颂说。更让他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一些仅是参加过入教培训的退出者也受到了警方的调查，他们从警方口中得知自己竟然成了新天地教会的骨干成员。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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